不过这实在无关紧要。杨浪只是个小人物，小如草芥，毫不起眼，微不足道。类似的话放一万句在他身上，都不算刻薄他。何况他在院子里出现时，太早了，且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。整个冬天没下过一场雪，反而比哪年都冷，就这样一路冷到了三月份。
三月初的某个黎明，杨浪已来到这座院子。
空院子。
空无一人。
他这么早出动，是想赶紧把院子打整出来。这本是他的临时起意，可想法一旦产生，他又觉得，自己早就那样想了，再也等不及，必须马上动手。
晨光模糊地流淌，但杨浪用不着看，院里的情形他清楚得很：房倒屋塌，瓦砾成堆，见缝插针的铁线草，盘盘绕绕地将瓦砾缠住。这是去年乃至更早时候留下的草。寒气一波一波的，洇人，虽如此，味道却依然很重，酸味儿、霉味儿、铁锈味儿、朽木味儿、各逞其能又交互渗透。好在杨浪闻不到这些。他只沉迷在声音里。很久没到这地方来过，他还是认识里面的每一种声音。先前，这里住着十余户人家，房屋倒塌后，瓦块混杂 26 56461 26 14987 0 0 866 0 0:01:05 0:00:17 0:00:48 2952他能从收拾残瓦碰出的碎响，识别它们各自的主人，主人生活过的气息，已浸入它们的骨骼。
杨浪认识声音，声音也认识他，他往这里一站，所有飘逝在旧时光里的声音，都如川归海，朝他汇聚，并在他心里暖过来，活过来，随即你争我抢，奔出他的嘴唇：“我好想再吃一碗！”这是四十六年前贺大汉说的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跟现在一样，小草还没被春雨唤醒。“我就不信邪！”这是二十一年前苟军说的，他站在竹林边，扔下这句话，就背着行囊，去了遥远的远方。“我想他们啊！”这是十三年前九弟说的，话刚出口，他就闭上了眼睛……
冰冷的晨光中，那些真实存在过的声音，通过杨浪再次响起。
毫发不爽，惟妙惟肖。
蟑螂受到惊吓，四散逃逸。
连蟑螂的脚步声，在杨浪的耳朵和嘴唇里，也能开花结果。
这不算什么。他会学干雷撕裂天空的声音，湿雷击碎云彩的声音，果子掉落和芝麻炸籽的声音；会学各种家畜叫，藏在土里从没见过样子的虫虫叫，山里的十七种鸟叫；会学风走竹梢和树杪时发出的不同音响；会学千河口男女老少说话、叹气、哭泣、大笑和怒吼……
这些本领是天生的，他在三岁半的时候就会了。
只要听见过，他就能学；学的意思是原样传声。
满七岁后，一只蚊子从十米外飞过，他也能听到翅膀的震颤，并从颤音里判断它的公母，“一只母蚊子飞过去了！”他说。还能在五十米开外，听出某只孤独的青蛙伏在哪窝稻秧下鸣唱，“再唱三声，它就要困觉了。”他说。果然，三声过后，田野沉寂。
如果生在城市，杨浪能凭他的绝活，轻易混口饭吃。听说有城里人只会学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和锅炉厂放气的声音，再加一点锣声、鼓声、鞭炮声的粗浅口技，就到处向观众挥手，到处吃香喝辣。可惜杨浪生在山里。千河口是大巴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，小到失去了方位，你可以说，村庄的南方坐落在北方，西方坐落在东方。在村子的任何方向，无论打开哪一道门，都是开门见山，出门走山，却偏偏叫了千河口。其实，这带弧形隆起的广袤地界，河只有一条：清溪河。听这名字，该是秀气得让人生怜，谁知又是名与实的错位。在米仓山以东，大巴山以西，大起大伏的褶皱里，裂出一条蚌壳样的豁口，清溪河即从那豁口里出世，自出世之日，便雄心勃勃，一路融雪化霜，接溪纳流，又冲又撞地把山挤开，在三百公里的流域内，白浪滔滔，吼声贯耳。然而，站在九百米高处的千河口，只能看到一条静止而无声的河流，飘带似的，蜿蜒到云端里，蓝得发翠。据此推测，清溪河这名儿是山里人取的，千河口是外地人取的，那些外地人出于某种因由，拖家带口地长途跋涉，在数百年前某个疲惫的黄昏，来到这片山野，安营扎寨，繁衍生息，但他们怀念失去的故土，就把故土的名字捆进行李，落脚之后又含进嘴里。
想必是这样。
千河口共三层院落，东院、中院、西院。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，只是规模有变。院落间相距不过百米，沟渠款款相连，使之如手拉手的三姐妹。中院外的慈竹林里，暴凸的竹根紧紧搂住一块卧碑，仅现小半碑身，剥去上面的青苔，可依稀辨出这样的文字：
“……互为表里，结庐三院……开济明□，宏深包含。恩及卑众，禽鱼自安……人得其所，乃怡乃欢。继属千秋，瓜□绵绵……”
庐舍彼此依偎，唯学堂在二里地外的鞍子寺。那地方形如马鞍，一座古寺端坐正中，因而得名，但鞍子寺不仅指那座庙宇，还指那片半平方公里的马鞍形区域。杨浪出生前八年，寺庙毁弃，扩建成学堂，菩萨由站而躺，做了窖磉的石料，只留下一尊大肚如来佛，安放在校舍背后掏空的壁洞里；土洞，除冰封的日子，洞里积水成泥，仿佛嫌如来佛还修行不够，得继续受苦。操场前面（也就是毁弃的古庙门前），立着四个面朝远方的石雕战将，同样是先前的遗物，个个宽袍长袖，低眉颔首，实在更像文官，但老辈人说那是战将。古庙门前为什么会有战将，不知道。奇怪的是，四个战将的脑袋都从颈子处被劈开，劈得很不规整，有两个的颈项也跟着缺了一块，脑袋放不妥帖，硬弩似的大风一吹，就沉重地掉入斜坡上的草丛，甚至滚进坡下的水田里。事实上风不吹也这样，它们是学生最好的玩具，下课的时候，男生分成四组，排在战将身后，摩拳擦掌，依次上阵，哗！推一把，将脑袋摘掉；从草丛或水田里抱起来搁稳，哗！再推一把，又将脑袋摘掉。
杨浪住在东院。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他就去鞍子寺小学读书。
只读到三年级就被校长开除了。
校长姓房，是个转业军人，两腿修长，腰板笔挺，仪表堂堂，举手投足间，自带一种气派；就是嗓子狭窄，声音比较难听。
那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，李老师正讲算数，房校长突然进来了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老李，李兵同志，你看见我们的肉没有。这里没猫，没狗，没黄鼠狼，厨房门也锁得好好的……你不要又说没看见，老李你要是又说没看见，那羊就要吃狼了。”
后面一句是房校长的口头禅。他当兵那几年去过远方，淘了比山里人多得多的见识，他说，天地洪荒时，就有了狼，也有了羊，但是狼吃羊，还是羊吃狼，老天爷一时没拿定主意，就在它们中各选一只，蹲到同一棵矮树上去，结果狼和羊刚上树，就变成了树叶，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，老天爷花了眼，分不清谁是狼谁是羊了，于是随便一指，说：“你（狼）吃它（羊）吧。世世代代，你以它为食，它以草为食，草以土为食，土以万物为食。”言毕，狼和羊显了原形，并按老天爷的指令行事。
只要说到自己不相信的事，或者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，特别是那些违反天理的事，房校长都要来一句：“那羊就要吃狼了。”
李老师当时正在板书，听到校长第一句话，他就钉在黑板上了，待校长说完，他才转过身，脸上像被人打了几耳光，左边的嘴角和鼻翼抽动着。
看样子，他要跟校长吵一架。
李老师不怕校长。这学校加校长在内，共有三个教师，还有个姓桂，三人都来自河对面绵延无际的马伏山，下了这边的老君山，再上那边的马伏山，直线距离不足千米，可要走完这段路，猴子也要累出气喘病，因此三人都住校。上级分派老师异地教学，为的就是让他们住校，以免除家累，专心工作。房校长和桂老师搭伙做饭，每隔些日子，便去村里买只活禽、兔子或称一两斤猪肉，打打牙祭；李老师负担重，往往数月不沾油荤，单独开伙。但厨房只有一个，火堂也只有一个，每顿饭都是房校长和桂老师先做，李老师后做，有时，房校长和桂老师没吃完的肉变少了，或者感觉变少了，就问李老师看见没有，要是李老师说没看见，他们就摆出很多事实，表明李老师不可能没看见。为此，三人常常吵架。一个吵两个，李老师先就把自己放在弱者的地位，一种需要奋起反抗的地位，所以房校长和桂老师还在心平气和的时候，李老师往往就脸红脖子粗了。
今天他之所以克制着把校长的话听完，是因为他在课堂上。
可也恰恰因为在课堂上，使他更加恼怒。
校长竟闯进教室，当着学生的面羞辱他（其实以前说那样的话，也并不回避学生），还拿他跟猫比，跟狗比，跟黄鼠狼比……李老师忍不下去了，转过身要跟校长吵了。
他转过身来却没看见校长。校长说完那几句话，就走了。
李老师站在讲台正中，喉咙里挤出咕嘎咕嘎的响声。那不是在吞口水，是在吞冒上来的酸气、闷气和怒气。他要把那些气吞回肚里，把这堂课上完。尽管不怕校长，可是，能跟乡中心校领导（村小的直接上级）和乡政府领导说上话的，只有校长，李老师是民办教师，他畏惧校长奏他一本，抹了他的教师资格，那样，每月二十元的津贴和十八斤米就没有了，家里的穷声就会更加嘹亮。怕是真的，不怕是假的。校长私闯课堂给他难堪，固然不对，但你丢下大半节课，离开神圣的岗位去吵架，更是明明白白的罪状。李老师不会不惦记这些。
他中规中矩地继续上课。
那天讲的是混合运算，李老师已讲过例题，正在板书习题，没板书完房校长就进来了。这时候他把题目写完，再侧过身念给学生们听：“杀猪匠甲三分钟理一丈肠子，杀猪匠乙三分钟理两丈肠子，九分钟后，他们一共理出了多少丈肠子？”
小半举手，大半没举手。
李老师崇尚的是有教无类，从某种角度说，他还是个教学上的完美主义者，班上只要有一个没懂，他就重三遍四，直到那人也懂了。虽然李老师只念过初中，但他是全乡村小里教得最好的老师，有统考成绩为证，想不承认都不行。这除了得益于他的耐心，更得益于他特别爱读书，无论在哪里，见到被扔掉不要的书，他都捡起来，下细翻阅，如果是他认为的好书，他就宝贝似的往胸前一抱，眼睛不自觉地闭一下，脖子和腮帮紧起来，鼻子里咝咝抽气；在路边草丛里瞅到皱巴巴的碎报纸，说不定是人家擦过屁股的，他也拾起来读，要是正好有人看见，对着他皱眉头，他就咕哝一声：“报纸臭，知识香，你晓得个啥子！”房校长以他的见识，特别是那个关于狼和羊的传说，赢得了所有学生和家长的尊敬，但李老师不尊敬他，李老师说见识不等于知识。房校长跟他关系不好，家境恐怕是次要的，主要是李老师认为自己比他有知识。但学生几乎看不出李老师有知识，因为再深的道理，他都能吹糠见米，还能一竿子捅到底，捅到底过后，才发现那道理并不深。既然你讲的道理不深，怎么能说你有知识呢？李老师上课太好懂了，这在渴望高深知识的山里学生看来，其实是个缺点。他现在教的三年级，一般而言，例题讲过，就都懂了，即便有不懂的，也只可能有一个，不会有两个。那个人就是杨浪。杨浪的脑袋里盛满了各种声音，没给装知识留下多少位置。
今天太奇怪了，竟有大半没举手。
李老师以为是受了房校长的干扰，其实不是，房校长那样对李老师说话，还有三个老师吵架，学生早把耳朵听出茧子了。是李老师自己干扰了学生。当他念了题目，教室里即刻弥漫着猪大肠的香味，香味里掺杂着若有若无的猪粪的气息；猪粪的气息也是香，粪香。大半学生滴着口水，想象着母亲站在墙角的案板前，带着无比幸福的表情，把乳白色的肠子一段一段切下来，和上粗粗的米面，放进竹屉里蒸，要么加上香料和一大把撕成两瓣的红辣椒，在铁锅里熬，熬熟后倒一筲箕青菜叶子进去。李老师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学生的魂唤回来。
当最后一个人，也就是杨浪也计算出是九丈后，下课铃响了。铃铛是镀铜的铁器，形状像个喇叭，据说是从民国过来的一位老先生赠送的，那层铜由黄变白，闪烁出苍老的亮光，里面的铃舌虽是铁条，也像干了水分，黑黑的，细细的，有些微的弯曲，像风干的牛筋。铃铛由房校长掌管，遇周一开课前和周末放学前全校集合，房校长会站在校舍和操场之间的高台上，把铃铛举到略高于肩膀的位置，铆足了劲儿摇。几乎所有学生都明目鼓眼盯住那根摆动的铃舌。真是牛筋就好了，真是牛筋就可以吃了。十几年前，千河口西院的李成还在上学时，果然偷偷溜进教师办公室，从房校长忘锁的抽屉里拿出来咬过，心急，加上心狠，再加上越心急越心狠，当即咬掉了两颗牙齿……
这是最后一节课，下课也就是放学，通常情况下，李老师上最后一节，会在铃响后交代几句，让学生在回家路上不要逗留，不要打闹，不要搬起石头往山下滚。山势陡如竖着的楼梯，特别是现在，四月份，砍过春柴不久，站在路上，颈项一伸，能光溜溜一眼望透，滚石头下山，就可能把山下的房子砸个窟窿，就可能砸死一头牛、一个人，要是蹦跶一下，还可能蹦到河心，砸沉一条船。总之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李老师说，你自己的危险不一定是别人的危险，但别人的危险肯定是你自己的危险。
然而今天，这样的话他一句也没交代。
快下课的时候，他就闻到了肉香。那可不是想象出来的，是货真价实的肉香，热烈、绵密、坚硬，直往鼻孔里扎，躲都躲不开。这明显是在烧肉。房校长跟桂老师昨天晚上进村，李成煮了一碗干豇豆，炒了一盘毛边洋芋（不剥皮的洋芋）片，请他们喝自酿的红苕酒，然后卖给了他们一块草鞋样的宝肋腊肉，房校长和桂老师把肉提回来，用棕绾子挂在厨房火堂背后的墙钉上；兴许是喝酒喝得太多，今天早上起来晚了，实在没时间弄来吃——老师也跟村民一样，一天只吃两顿饭，学校早上八点钟上课，下午四点钟放学，四点过后他们才能做第二顿饭——否则那块肉早就下了肚。每次买了好吃的，桂老师都等不及，如果非要等到下午才能弄来吃，最后一节课，他至少要留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让学生自习，他则溜进与教室相距不到十米的厨房，去杀鸡宰鸭剔毛烙皮。一点没错，此刻桂老师正是在烧那块肉。
铃声一响，李老师冲出教室，直接去了厨房。
那时候肉已烧好，围住火堂的石条上流着几滴黑油。
桂老师没听到李老师进来，他把肉放进木盆，木盆里盛了事先烧好的热水，桂老师将肉在热水里浸了，用刀刮那层烧煳的、带着肉香和猪汗味的皮屑。
李老师弯腰一把将肉夺过，反身跑出厨房，朝操场外奋力一扬。
土坝操场小小的，像个城里人的客厅那么小，春天里，学生上堂课出来，被踩死的小草就会重新泛青。操场正前方，除那四个断头战将，还等距离地长着刺槐树，刺槐树正试探着吐芽。那块水淋淋的肉翻着跟斗，由低到高，愈飞愈高，飞过刺槐树光影迷离的枝桠，飞到虚空里，像《三打白骨精》里面的孙悟空。可它不是孙悟空，它是一块肉，高到不能再高的时候，就掉下来了。这是冻桐子花的时节。大巴山深处，一年有两个冬天，第二个冬天就是冻桐子花那些天。太阳苍白，土路苍白，风也苍白，白毛风把麻雀吹上了天，把人的脖子吹得短了一截，可是脸没法短，风就把脸揪住，一刀一刀地割；不仅割脸，还把衣服吹得像铁皮那么硬，也像铁皮那么冷，水田和堰塘再次结冰。只有豌豆不怕冷，紫色的花朵开遍了田野。正是这豌豆花，让第二个冬天显得不像第一个冬天那么严酷，其实它也是像模像样的冬天。那块肉在这第二个冬天里飞翔，也在第二个冬天里坠落。
坠落的动静总是大过飞翔的动静。
砰！炸了，像爆一根雷管。
是肉把水田里的冰炸开了。
后果可以想见，不仅吵，还打了起来。学生都不离开，看他们打。学生看老师打架就像看父母打架，古怪的兴奋里，埋着不古怪的悲伤。
房校长到底是校长，首先住了手，还把不想住手的桂老师拦住了。
但他要李老师给个理由。
他说：“你要是不给个理由……”
调皮的学生立马接腔：“那羊就要吃狼了。”
尽管在李老师看来，理由是最低级的迷信，但他还是说了。
房校长愣在那里。愣的时间很短，接着赌咒发誓，说他既没进过李老师的教室，更没说过那些话。他还让他班上的学生作证。他教的是复式班，四年级和五年级，都在一个教室里，前半节课他给左边的四年级讲，后半节课给右边的五年级讲，整堂课他都没有离开过。
其实不仅他班上的学生可以证实，别的班也能。学校是老旧木房，板壁削薄，夏季连下几天雨，壁上就生绿霉，一生霉就得刮，越刮越薄，很不隔音。三年级和四、五年级之间，虽然隔着一、二年级（也是复式班），但房校长那特别的声音还是能够传过来。李老师下细回忆，觉得房校长的讲课声确实像没断过，而且也像没听到他走进三年级教室的脚步声……
“那是杨浪说的，是杨浪学房校长说的！”
杨浪的同桌告了密。
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。
多年以后，杨浪已经四十岁。
四十岁的杨浪个子矮小。他小时候不矮，十一岁之前，在同龄人中还算冒顶的，但到了青春期，别人都兴兴头头地出苗拔节，他却懒眉日眼地不想再长了。由于太矮，什么衣服和裤子穿在身上，都要把袖子和裤腿挽几转。因腿受过伤，走路有轻微的跛，腰也跟着一塌一塌的。他一直未娶，也从没沾过女人。
在千河口，没娶过的男人还有两个，中院的九弟、西院的贵生，他们没娶过，却沾过女人。那些年，山里女人总是跑来跑去，她们被婆家虐待，感觉自己有了非残即死的危险，就跑。这样的女人被称为“跑跑女”。“跑跑女”在深山密林里胡闯乱撞，撞到天黑，就随便找个干燥无蛇的洞子，往里面一缩。山里的夜，黑得连黑色本身也能闪耀光芒，白天的声音停了，夜晚的声音起来了，白天的声音是化过装的，夜晚的声音才是真实的声音，诡魅、戾气、深沉、哀婉，阵阵怪风过后，留下东一声西一声莫名的叹息。分明那么黑，却能瞧见远远近近的影子，影子双脚离地，轻飘飘的，荡一下，又荡一下。这时候，各类鬼怪故事纷至沓来。缩在洞里的女人，越缩越小。对自己的逃跑，她有了一些后悔，残也罢死也罢，都比在山洞里过一夜强。她想哭，又不敢哭，一心只盼着天亮。天亮后不后悔了，又跑。终于在万山老林里发现一个村庄。她刚在村口出现，就被围住，包着肮脏头帕的妇人偎过去，简单地交谈几句，就把她领进一个光棍屋里。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光棍。九弟和贵生都得到过这样的女人。他们跟这样的女人过上几天，最长的是过了一个月，女人的夫家浩浩荡荡找来了。其实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，女人是别人的，别人找来，再不舍也得给，这是规矩。女人一般也愿意低首下心地回到夫家去，哪怕新找的男人待她再好；夫家有太多她们丢不下的东西：做熟了的田地，养顺了的猪牛，跟前跟后的儿女，甚至夫家的棍棒、烟头和烙铁……
杨浪从没得到过这样的女人。
没人给他带去。
他太懒了。
跛脚还是其次，主要是懒。
尽管女人来路不明（问她们是哪里人，为什么到千河口，一概不答），可也要对人家负责，不能往懒男人家里带。当年，鞍子寺小学的李兵老师说，人有两宗罪，一是急，二是懒，因为急，人被逐出天堂，因为懒，人再也回不了天堂。李老师大概觉得自己正是个急躁人，因此又说，人其实就一宗罪：懒。因为懒被逐出天堂，又因为懒回不去。李老师说，这话是一个姓卡的人讲的。不管是谁讲的，它一点也不深奥，因为山里人都是这样看的。山里人从不说勤劳这个词，说吃苦，人不吃苦，就没得饭吃，没得衣穿，当然，也没得女人。
杨浪从小就懒。
懒到连个子都不想长！
他父亲死得早，母亲带着他和比他大六岁的哥哥，把他从四岁带到三十三岁，觉得再往下带也就那样了，便两腿一伸，找丈夫去了。那时候，杨浪的哥哥杨峰，早就下了山，进了城，在陕南安康、汉中和四川绵阳、攀枝花一带，写合同，包工程，并因此发了财，就回老家把老婆娃儿领走，去省城落了户，且很快在那边当了个什么委员。领老婆娃儿那次，是他最后一次回村，后来母亲去世，他只派了十九岁的儿子杨小春回来，小春说，爸爸正开一个重要的会议，走不开。死人刚放进圹穴，阴阳师还没为死人开路，掘墓人还没为墓井填土，小春就走了。他没代表父亲给二爸杨浪留下一言半语。哥哥瞧不起弟弟，又痛恨母亲一直对弟弟偏心。分明是条懒龙，母亲却大事小事向着他，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这下好了，向出一条光棍来了。家里出了光棍，是很丢脸的事，杨峰丢不起那个脸，现在更丢不起。哥哥心目中没有弟弟，弟弟心目中有没有哥哥？不知道。村里人偶尔还提到杨峰，杨浪是从不提的。他懒到有那么好的一个哥哥也不提！母亲在时，他还掞着腰杆锄锄地，天旱时节往地里浇浇水，母亲走后，撒下种子他就从不经管，让它们自生自灭。好在种子争气，在与野草的搏斗中，总要多多少少给他一点儿收获，让他打几颗粮食，他就凭那几颗粮食混他的日月。
这样的男人养不起女人，也不配有女人。
每当有人把跑来的女人带到九弟或贵生家，全村人都去看，杨浪也去。人们拥挤在窄小的屋子里，从白天待到晚上，从晚上待到深夜，叽叽喳喳，问女人很多话。只要不露自己的身份，女人会选择性地答几句。她回答，不是想回答，而是证明自己不是哑巴。她说的每句话仿佛都很重要，都能引出一阵笑声。山村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唯杨浪是个局外人。他坐在角落里，一言不发，对那女人也不多瞧一眼。夜实在太深了，九弟或贵生，该跟那女人洗洗睡了，仁慈的村民便打着电筒，或舞着火把，或摸黑，回自己的屋。
只要一个人走，杨浪就跟着走。
他来得像个鬼影子，去得也像个鬼影子。
他走过后，剩下来的人会议论他，但没有人同情他。李成算是跟他关系最好的，他爱去李成家坐，有空了，李成也愿意跟他闲聊，特别是三儿子在苏州盗电缆坐监后，李成见人就说儿子是冤枉的，别人默默地听着，脸上的嘲讽和幸灾乐祸，却像野惯了的狗，再粗的棒子都打不进屋；杨浪从不这样。杨浪也是默默地听着，没有任何表情。没有表情就好，没有表情他就是块石头，又比石头能听懂他的意思。所以李成在杨浪那里，得到了不少没有表情的安慰。即便如此，李成也不同情他。
“那东西！”提到他的时候，人们都这样开头，包括李成。
千河口虽是杂姓，但日子久了，女人嫁来嫁去，就如梭子织布，让彼此牵连，也让彼此有了辈分。却没有一个人按辈分叫过杨浪。年龄也不能为他赢得丝毫尊严，那些还穿着叉叉裤的小孩子，也可以当着他的面，叫他“那东西”。叫啥他都答应，脸上还挂着笑。人家说连泥人也有个土性儿，活人哪有没脾性儿的？可杨浪听别人那样叫他，不仅笑，还笑得特别谦卑，像自己的存在，正如他哥哥所说，给千河口丢了脸，他很不好意思。上一定岁数过后，他特别喜欢小孩儿，赶场的时候，手头再紧，也要余下钱买包糖果，回到村子里散给那些娃娃，娃娃们从他手里接过，忙不迭地剥开一颗含进嘴里，再丫手丫脚跑回父母身边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那东西给我的，蜜蜜甜！”杨浪听见这话，不仅不生气，还幸福得眉毛都在笑。
他俨然就是个傻子。
“那东西，硬是他妈个傻子！”有一天，李成对他老婆邱菊花说。
“我早就说过，你还不信。”邱菊花正抠脸上的痒痒，抠出一道一道的锅灰。
“我哪里是不信，我是没想到他傻成这球样！”
李成去咬铃舌的时候，已经十一岁多，咬掉那两颗牙，就再没长起来，他知道那里漏风，说话时老是把舌头往前顶，堵住漏风的地方，说话的声音里，便带着肉肉的、淡紫色的舌头味儿。他把那舌头味儿使劲吸溜了两下，接着说：“畜生、虫子、草木，都比那东西精灵，连一条裤子也比他精灵！”后面一句让邱菊花笑起来。李成也觉得自己说得漂亮，比邱菊花笑得更响，笑过后又连续打了几个比方，来形容杨浪的傻。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这天，村里又跑来一个女人，这女人黄昏时分从朱氏板的青冈林里上来，茫然若失地坐在林子上头的石盆上。她不是村里谁家的亲戚，看样子也不是赶路的，她就是个“跑跑女”。石盆上方十数米，是李成家的旱地，两口子正给即将出穗的麦地理沟，李成首先看到了下面的女人，指给邱菊花看。那女人三十七八的样子，脸像玉米叶子那么窄，头发蓬乱，但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邱菊花很兴奋，正要说什么，李成突然心头一软，念起杨浪的好处，觉得今天这个女人既然没别的人看见，他就应该带给杨浪，也算是对杨浪不厌其烦听他诉说的报答。他朝山野望了一眼，几十丈高的渠堰上，只有干女儿夏青背着猪草无声地走过，他便悄悄对邱菊花说：“你下去，把她带到背阴的地方，我去找那东西，叫他把屋子打扫干净。”
邱菊花脸一沉：“未必给那懒汉？”
谁发现了“跑跑女”，把“跑跑女”带给谁，虽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，却能满足施恩于人的心态。邱菊花觉得给杨浪施恩，不值得。
李成横了她一眼，丢下家伙走了。
杨浪很少干农活，母亲去世后也不养猪牛，可要找到他并不容易。他那么懒，却从不睡懒觉，他比村里谁都起得早，去三层院落转过了，去村里人洗衣服喂牲口的堰塘转过了，甚至去村后的山林里转过了，还去二里地外的学校和跟学校不远的古寨梁子转过了，狗才踏着熹微的晨光，奔向野地拉屎拉尿或寻找爱情，而人依然赖在被窝里，因为天还没亮明白。整个白天也是，他的腰一塌一塌的，窸窸窣窣地踩着落叶，在人基本不去，连鸟兽也很少去的地方，攀藤爬岩，竖着耳朵慢慢走过。他是在搜集各种声音。如同所有痴迷于某件事情的人，他这样做没有目的；要说有目的，需要就是目的。声音跟空气和食物一样，早就成了杨浪的需要。
这天，李成装出没事人的样子，去了东院。东院住着七户人家，有两户已经没人，一是孤老太婆丁桂芝，前年死了，二是杨浪的哥哥杨峰。杨峰的房子跟杨浪的连着榫头，杨峰一家离开后没过几年，房子塌了，捎带把杨浪的房子也扯塌了半边。在先就有人叫杨浪把哥哥的房子收拾一下，比如翻盖一下屋瓦，进去烧些柴烟，熏熏蚊虫，他没有做，叫的人也知道他不会做；但他还是说了为什么不做：“哥哥又没把钥匙给我。”这分明是歪理——就像别人说他懒的时候，他会说：“我不是懒，我是要不了那么多。”——因为有没有钥匙并不碍事，那门板早就脱了轴，龇出半米宽的黑洞，只门扣勉强连着，门扣也快锈成干黄的铁灰了。现在好了，骨头断了，筋也断了。不过杨浪无所谓，有半边房，就够他住，反正有根粗大的梁柱撑着，剩下的半边一时半会儿塌不了。他把卧室和厨房都并到了这半边屋里。因为烧柴火的缘故，床上常有柴枝草梗和烟灰，被子从没叠过，也很少洗，看上去比狗窝都不如。
再是个“跑跑女”，见到那景象恐怕也要摇头。女人摇头，就不能成事。这样的情况是出现过的，五年前有个女人，先被带到贵生家，见阶沿下草梗迤逦，鸡屎连片，换下的衣服裤子扔在墙角，跟破鞋烂袜混在一起，她马上就摇头了，于是又被带到九弟家，脏是没那么脏了，可简陋得只有张歪歪扭扭的细桌儿，灶台就是一个包包垒垒的土堆，罐盖豁着缺口，因此还是摇头，且摇得更快，带的人就不乐意了，说：“那就只有把你带给那东西了。”女人一听，单称呼就知道多半不是什么好去处，细声说：“我还是去开头那家。”贵生先是天上，再是地下，接着又到了天上，所以那天他熬了一大锅红糖开水，请所有人喝……
李成上了院坝，见院里多数人未回，只有干女儿夏青撅着屁股在扫她屋前的石坝子，是想扫出一块干净地方砍猪草。这太好了。
听到脚步声，夏青扭过头，见了李成，亲热地叫：“爸爸。”
她是嫁进来的媳妇，长相不好看，额头凹，个子小小的，因嫁进来不久得过一场大病，拜了李成做保爹；李成会些石匠活，算是手艺人，手艺人才能保平安。
李成走到她身边，嘴往杨浪屋里一努：“那东西回来没有？”
夏青说没看见回来。
李成将事情三下五除二说了，叫夏青帮忙，赶快去把杨浪的屋子打扫一下。
家无长物，杨浪从不锁门。
收拾完床铺（那是重点）、地板和灶台，李成又仔细察看塌掉的半边。灯泡只有五瓦，光晕使屋子呈一口混浊的水潭，手放进去，就看不见手，脚放进去，就看不见脚。第一次晚间进来的外地人，不可能看出那地方是塌的。那里低矮了大半，还以为旁边是个养猪养牛的偏厦。
一切就绪，李成又到院坝里等。院坝边紧靠青石坎的地方，横着一个用了几辈人的石磙，李成蹲到石磙上去，摸出旱烟来裹，顺便跟砍猪草的干女儿拉些闲话。
夏青的丈夫符志刚，本是跟杨峰一同出门的——他们，加上李成的三儿子李奎，是千河口最早出远门的人，比第二批出远门的早了好几年。最早出远门的不叫出门打工，而叫出门当老板，在山里人心目中，大山之外个个都是老板。结果只有杨峰当了老板，后来还当了什么委员，另外两人，李奎当了囚犯，符志刚没当囚犯，可也没当老板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只有春节回来几天，可也没见挣到什么钱。这让李成和夏青，特别是李成，对杨峰心怀怨恨，尽管他们三人从出门那天就各走各的路，谁也不跟谁牵扯，没有怨恨杨峰的理由，可李成就是怨恨他。
李成对杨浪比别人对杨浪好些，与他对杨峰的怨恨不无关系，你杨峰对弟弟冷，我作为一个不相干的外人，偏要对他热。李成就是这样想的。他跟杨浪闲聊的时候，总是把话题扯到杨峰身上，以一些道听途说和他自己的臆想，渲染目前而今眼目下的杨峰，是如何的裘马扬扬，如何的花天酒地、挥金如土，以此来映照杨浪的一贫如洗，激起杨浪的愤慨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母亲是生你的母亲，而生你的母亲是你弟弟一个人照顾的。杨浪在农活上像个蛤蟆，要母亲戳一下才知道跳一下，可回到家，饭碗是他递到母亲手上，洗脚水是他顺到母亲脚下；特别是母亲落气前的七十多天，中风躺在床上，动不得，杨浪为母亲寻医抓药，翻身擦洗，喂水喂饭，端屎端尿，七十多天下来，母亲身上没长过一颗褥疮。这是古书上的大孝子才能做出的事体。让李成遗憾的是，无论他渲染得多么惊涛拍岸，杨浪都是那副卵样：没有任何表情，像块石头。
现在趁没旁人在，李成的心里又开始冒泡。每一个泡泡都是对杨峰的怨恨。
他想跟干女儿说说。不好直接说杨峰，就问志刚最近怎样。
“他在东莞，进了家电厂，造电熨斗。”夏青高兴地回答。她来自更高的山上，那里叫白花嘴，地广人稀，林木蔽日，鸟叫声也比别处的洪亮，人的嗓子非尖即粗，目的只有一个：让很远很远的人听到自己。夏青属粗嗓子，粗而亮，这样的嗓子一表达高兴，那是真的高兴。只要提到丈夫，夏青就总是高兴的，好像丈夫在外面干着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伟业。
李成心想：这女子，一点儿心眼不长，完全听不懂我的意思。这么些年过去，志刚还是个打工的，不知道有啥值得高兴的。你家住的房子，还是志刚爷爷起的木房，烟熏火燎的板壁上，挂满了阳尘、壁钱和蛛网……要是志刚干的就算大事，杨峰怎么说？
事实上，夏青刚提到一个“电”字，李成的心情就败坏了。他三儿子李奎，正是偷电缆被抓的，被判了整整十年，现在才坐一年半，还有八年半，八年半哪，近三千天哪，还不把牢底坐穿！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，本该活在旺处，却进了大牢，李成想不通。他翻年就上六十岁了，等儿子出来，就快上七十岁了，古话说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现在活上七十岁倒不着难，可生死由命，他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三儿子出狱，真说不定呢。
他想刺一下干女儿，把裹好的烟使劲捏，边捏边说：“听说杨峰……”
夏青立即把话接过去：“他当然能干哟，安逸哟。”
她蹲在地上砍猪草，上身前倾，一起一伏，每起一次，压住草把的左手就均匀地往后退一点，贴着右耳门子挥舞的、刀身漆黑刀刃雪亮的宽面砍刀，在她伏下去的瞬间，准确无误地将左手退开那一点（至多三厘米），在垫着的木板上宰成碎末。碎末跟植物新鲜的香气一同溅开，在她身前扇形堆积，溅到远处去的，饿了渴了的鸡，便啄着吃。她“呜噜——呜噜——”地吆着鸡。说话和吆鸡，一点儿也不耽误她做活路。但她的保爹李成，已经相当失望，甚至恼火了。他希望干女儿跟他一同怨恨杨峰，可干女儿只怨，不恨，连怨也只有一点点。
李成便换了话题，问起干孙子小栓。
夏青跟符志刚五年前结婚，儿子小栓现在三岁多，从去年底开始，小栓就病恹恹的，一路往下瘦，还特别嗜睡，吃着吃着饭就睡了，脑壳一耷拉就耷拉到碗里，到了床上更是睡得昏天黑地，不去叫他，他就不醒。现在肯定又是在床上睡。夏青为儿子焦麻了筋，但又无可奈何，从赤脚医生鲁凯那里，弄了背也背不动的草药，吃了屁作用不起，去乡卫生院看了，还是蚂蚁摔岩——没啥动静。
每当提到儿子，夏青说话的声音就没有那么响亮了。
这时候，她小小的圆屁股往下一挫，手里的刀像条挣扎的鱼。
李成的心情好了许多。
心情一好，他就不忍了。他和邱菊花都是把夏青当亲女儿看的。他们没有女儿，有个女儿蛮好的。对父母，女儿比儿子更知冷知热。自从拜了他们做保爹保妈，农忙时节，夏青就总是跑来帮忙，犁田耙地，栽秧挞谷，啥活都干，连男人干的活也干，两个老家伙有个三灾六病，她也总是丢下自己的活路，前来递汤递药，日夜伺候；且不把他们叫保爹保妈或干爹干妈，而是直接叫爸爸叫妈。她说，反正志刚的爹妈都不在了，这样叫又不会叫混。
有了不忍，李成的心里便泛起父亲对女儿才有的那种深沉的爱。他点上烟，下了石磙，起身走过去，摸出八十块钱，递给夏青，要她赶场天带小栓去下街驼背医生那里看看，听说驼背医生看疑难杂症有一套。夏青推辞，可李成恨了她两声，就像父亲对女儿那样恨两声，夏青就收了。尽管李成有个儿子在坐牢，但他并不缺钱花，他大儿子李益多年前就到了乡场上做生意，做的都是光天化日之下的“地下生意”：收蛇，收青蛙，收瘟猪死狗和注水牛肉，收到一定数量，便装上汽划子，坐两个钟头下水船，卖到县城里去。不过夏青收李成的钱，倒不是因为他有钱，而是女儿收父亲的钱。
天空比地上更亮了，证明真的黑下来了。院坝底下那棵树身空洞却开枝散叶的黄桷树，也成为墨绿的一团。闹林的麻雀归了巢，那团墨绿也因此显得比白天沉重。
一只斑鸠蹲在向河的枝桠上，呼唤它的伴侣：“斑鸠咕咕——斑鸠咕咕——”声音寂寞、惆怅而辽远。斑鸠再多，也不会两只或两只以上同时叫，而且即使离你很近，叫声听上去也很远。在苍茫的暮色里，斑鸠的叫声是一个村庄的声音。
杨浪还没有回来。
李成怕再等下去，东院别的人回来看见他，他难得解释，也怕邱菊花见他老不露面，就自作主张把那女人带给了九弟或贵生，便给夏青打声招呼，下院坝走了。他想的是，先别管杨浪，先把那女人领到这里再说，反正杨浪迟早是要回来的。他回来得那么晚，女人还以为他在庄稼地里下苦呢。尽管杨浪人才差了点儿，只要能吃苦，屋子又打整得那么干净，女人应该不会摇头。
回朱氏板的半途就是堰塘，李成在堰塘边碰到了归来的杨浪。
两人站下来，堰塘里一高一矮两个星光下的影子，也站下来。
李成格外神秘地把事情讲了，并且说，他和夏青已帮杨浪收拾了屋子。
杨浪顿了片刻，说：“劳慰你们帮我收拾。”
这显然不是李成所期待的。他要杨浪的感激，但更希望杨浪兴奋。没有兴奋的感激算不上感激。可杨浪不仅没有兴奋，还显出苦恼的样子。而且，他那声平平淡淡的感谢，也只是因为帮他打整了屋子，对更重要的事，却绝口不提。这让李成觉得，自己这趟辛苦和好意不值得。邱菊花开始就觉得不值得，看来真不值得。
然而他还是等着杨浪进一步的反应。
他不相信杨浪没有进一步的反应。
杨浪低着头，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沾不得女人。”
话倒是新鲜得很！
“沾不得？为啥？”
“我又没别的本事，我就这么一点儿本事。”
无头无脑，李成听不明白。杨浪只好解释。他指的是他能够精确捕捉并能精确模仿各种声音，只是没说模仿这个词，说“学”。几十年过去，他“学”声音的技艺已大有长进，可谓炉火纯青，刚刚出生的婴儿，张家婴儿哭和李家婴儿哭，常人听来，除音量不同，哭法大同小异，在杨浪听来，却有天壤之别。每种声音于他都是独特的，每种声音在他那里都有质地、有颜色、有气味，也有尺寸和形状，对他而言，一个人的声音就是一个人的指纹。他挂着声音的万国相印，每一道声音的门都朝他敞开，他能够自由来去，随意进出。
他怕自己沾了女人，坏了童身，那本事就被老天爷收了，他就没有了。
“哼……哼哼……真他妈蠢得屙牛屎！”
李成愤愤地扔下这句话，起步离开。
走几步又觉得好笑。他实在犯不着跟杨浪这样的废物赌气。
但这时候他不是笑自己，是笑杨浪。
那东西也不想想，他连女人也不近要保住的本事，能叫本事吗？小时候学几声鸡儿咕咕鸭儿嘎嘎，还给人添个乐子，现在……你要是学一声，就能催生五谷，兴旺六畜，那算本事，既然不能，叫啥本事？可为了保住那“本事”，他竟然连女人都不近！
李成想笑都笑不出来。
他又回过身，在堰塘尽头两棵李子树旁边赶上杨浪，扳过杨浪的肩头，再使劲抹了把自己尖尖的山羊胡子，说：“女人是多好的东西呀，你还不要——你龟儿子还不要！你不要，我只好给九弟了，要不就给贵生。每次九弟和贵生有了女人，你回去都在床上呻唤，你以为我不晓得？你呻唤起来狗都睡不安生，这村子里谁不晓得？你叫得那么遭孽，还不是想女人想的？以前是没人给你，现在给你你不要，就怪不得谁了。说你龟儿子蠢得屙牛屎，是抬举了你，你比牛还蠢！哼哼，你这一辈子，不是烂在懒上，是烂在嘴上！”
杨浪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好在李子花正喧喧嚷嚷地盛开，星光底下，繁花如霞，如粉，把他的脸色涂抹了，看不清。过度的羞愧，逼使他也有了一些脾性了，至少是有了一点儿土性了，他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蚊虫遭扇打，只为嘴伤人，我的嘴又没伤过人。”
“你还没伤人？”李成揪住自己的胡子，舌头不停地往前顶，“你不仅伤了自己，也伤了别人。当年，要不是你学房校长，你的脚就不会跛，李兵也不会跟着遭殃！”
这话提起来，倒确实是杨浪的一块心病。
如果他这辈子也有心病的话。
那天——几十年前的那一天，杨浪被同桌告了密，李老师怎么也不相信，尽管他感觉房校长讲课的声音似乎没有断过，也跟别人一样，知道杨浪有拟形绘声的本领，可那实在太像了，像得不可能是杨浪在模仿，只能是房校长本人在说。模仿狭窄尖厉的声音并不难，但房校长当兵的时候是在湖北荆州，他便固执地保持着一点儿荆州口音，在李老师的知识范围内，腔调可以学，口音不能学，口音是个神秘的东西，比语言本身还神秘，它帮人识别自己的族群，也为族群保守秘密，因此口音是世上最隐秘的记忆，是不可翻译的天书，只有那些有着共同血脉的人才能继承，如同树叶对枝条的继承，枝条对躯干的继承。所以房校长的荆州口音，不过是他自以为是的假象。问题在于，当某个人固执地保持某种假象的时候，对他本人来说，那假象就成了真实，他一个人的真实。这样的口音更不可学。李老师觉得，杨浪可能是声音的天才，却不可能是声音的“天”。
自从来到鞍子寺小学，李老师就遭受房校长和桂老师的白眼，这让他变得多疑，认为那个告密者是受了房校长和桂老师的指使，把房校长本人说的话，怪到杨浪身上。
他正要找杨浪亲口证实一下，房校长叫杨浪了。
全校总共不过七十多个学生，每个老师都能叫出所有学生的名字。
房校长说：“杨浪，滚过来！”
杨浪却没有听从指令。他站在操场边的土梯上，陷入了哀愁。
告发他的同桌，是他最好的朋友。这人叫钱云，住在山脚。七 十多个学生中，三分之二来自千河口，余下的三分之一，一部分来自山脚的凉桥村，另一部分来自海拔一千二百米的徐家梁，但确切地说，杨浪在校期间，来自凉桥村的只有钱云一个。从一年级到三年级，每遇大雪封山的日子，钱云放学都要杨浪送他。他回家的路实在艰险。下了操场边的土梯，走四根田埂，就跟千河口学生分道，再沿旱地，走大约三百米渐次上扬的半圆，就到了寨梁，梁上立着一个百平方米左右的古寨，黑石垒于崖畔，石缝间探出倾斜的松树和锋利如刀的马儿芯草，撩开松枝利叶，可以看到圆溜溜的炮眼和枪孔。古寨记录着最早来到这片山野的先祖守卫疆土的决心，也记录着为争夺土地所进行的杀戮和牺牲，周年四季，风在丈余高的石墙内嘶吼、打旋，风有两股，要么三股，势均力敌或此消彼长。千河口的赤脚医生鲁凯说，那是先祖的魂在跟敌人的魂撕扯。他是医生，本不该说这话，可他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。站在石墙外，就能看见钱云家的瓦房，小小的，小得眼睛一花就看不见。从寨梁到那瓦房的路，如立着的绳索，绳索上附着积雪。积雪不可怕，怕冰，积雪之下就是冰，冰像铁器一样黑，也像铁器一样硬，不小心踩在冰脊上，就可能一路将雪尘犁开，到山下成一张肉饼。
钱云怕古寨上的鬼，更怕成为肉饼，可那时候，再小的孩子，再险的路程，家长也不会接送。家长要挣工分。从没听说过谁丢了工分去接送孩子，工分就是口粮，没有口粮，何苦留下吃口粮的嘴？
下山比上山难得多，钱云一个人不敢，就要杨浪送他。杨浪基本上都是答应的，有一次没答应，钱云大哭着独自回去，还让杨浪愧疚了很久。送钱云的时候，他跟钱云手扣手，像还不会走路却相依为命的两个动物，一寸一寸朝下滑。雪只有远看才白，近看是很脏的，雪之下笼着寒气。或许是捂得太严太久的缘故，寒气腥味儿浓烈，如同走入深秋里温暖的密林。寒气就这样带给你幻梦中的温暖和仁慈，也带给你不知不觉的死。脚死了，手死了，一直死到脸上，死到神经。下山的动作变得很机械。两个人都不说话。但耳朵里没少声音，风声、心跳和耳鸣，轰隆轰隆——吱——轰隆轰隆——吱——。
每次把钱云送到屋后，杨浪立即往回跑，钱云拉他进屋，有两次钱云的母亲也来拉他，要他吃了饭再走，他坚决不肯。食物匮乏，吃饭是件极其慎重的事情，因过于慎重，一般不去别人家吃，哪怕亲戚家。每当上了别人家的餐桌，杨浪对好饮食和饱餐一顿的极度渴望，使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胃膨胀起来，膨胀成猪的胃、牛的胃，然后继续膨胀，胀到比房子还大，比山还大，他要吃光世上所有的食物，才能把胃填满。可摆上桌面的，只有那么一点点。事实上，那饭菜比家里的多，更比家里的好，但与他的渴望无法匹配，他渴望一块金砖，得到的却是一根铁针，这让他高兴不起来。他看着那一点点，委屈得都快哭了。越是委屈，越不敢伸筷子去夹菜，特别是不敢夹肉，三五片拇指样宽削薄得能看个对穿对过的肉，和在黑如沥青的老盐菜里，死死地盯住他，像他的筷子只要往那边伸过去，肉就要尖叫，就要咬他一口或者逃跑。于是他不去看它，更不碰它，大人搛给他，他也拒绝。由此，他从小就在亲戚中得到好名声，说他小小年纪就知道讲礼性。没有人知道他是因为委屈……
他跟钱云是好朋友，他那么多次送钱云回家，可钱云出卖了他。钱云不出卖，别的人就不会知道。在课堂上学房校长说那段话，是钱云和他课间休息时在厕所偷偷商量的。钱云有个习惯，特别喜欢通过厨房的格子木窗往里瞧，看老师们吃些啥，每到快放学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，尤其爱这样，那天上最后一节课之前，他望见了挂在墙上的肉，吞了几泡冷口水，又想起平时房校长和桂老师质问李老师的话，独自笑了几声，就去找杨浪。他在厕所里找到了杨浪，凑近杨浪耳边叽咕了几句。一拍即合。两人兴奋了老半天。杨浪跟钱云坐最后一排，也只有他俩坐最后一排，李老师讲了例题，正在板书习题的时候，杨浪学房校长的声音起来了。在他说完那段话的整个过程中，李老师一直面向黑板，全班同学正襟危坐，不敢稍动，总之谁也没转过头来，谁也没看见他的嘴巴在动。
可是钱云出卖了他。
主意还是钱云出的呢！
李老师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时候，钱云还埋到桌子底下偷偷笑，把鼻涕都笑出来了呢！
杨浪就为这个，陷入了哀愁。
正在他陷入哀愁的时候，房校长迈着矫健的步伐，走过去，抓住了他的头发。
这一下杨浪不哀愁了。他感觉到了锐利的疼痛。他的头发稀稀疏疏的，全是黄毛。母亲偏爱他，主要就因为那几根黄毛。父亲死的那天，在堂屋的停尸板上从晌午停到太阳落土，这时候活人该吃饭了，杨浪拿着筷子，跑进堂屋，叫爸爸起来，爸爸不答应，他就用筷子头打他，爸爸还是不答应，他就说：“珍儿，他不吃算了，把碗给他收了，看他能饿到几时。有本事，就一直莫端碗！”这是在学爸爸说话，爸爸在对妈妈说，妈妈叫林月珍。有时候，他和哥哥吃饭之前耍脾气，爸爸就会这样对妈妈交代。人死好几个钟头，路近的亲戚已经来了，村里帮忙的也早已到场，看见杨浪进堂屋叫爸爸吃饭，好些人眼眨眨的，很是悲伤，待他说出那几句话，就笑起来了。母亲也笑，可笑得像哭，其实就是哭。小儿子的高度，恰好是停尸板的高度，他的头跟爸爸的头紧靠着，他的头发比死人的头发还少，还黄。母亲就被那几根黄毛击中了，为他痛。痛了一辈子。那么单弱的一个小人儿，能长大吗？要是像他哥哥就好了，他哥哥喝水都长肉，蛮格格的，头发黝黑。痛一个人就会偏爱一个人。但母亲后来在被大儿子指责时，尽管从来都是不出声地听着，内心却不服，她觉得自己有偏爱小儿子的理由，杨浪在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吃饭就知道讲礼性，而你杨峰，心里没有过别人，有好吃的，历来都是霸着吃，在家里这样，去别人家做客也这样……
那天房校长拎住杨浪的黄毛，让他的头仰起来。他的眼睛因此竖着长。
房校长问：“你学我的？”
杨浪望着天，说：“是，房校长。”
房校长问：“现在该咋办？”
杨浪说：“我不学了，房校长。”
房校长问：“还有呢？”
杨浪说：“我不晓得，房校长。”
“不晓得？”房校长的手在暗暗用劲，杨浪竖着长的眼睛变得更加细长，“你不晓得我就教你：去把肉捡起来。不过我问你，是扔了肉的李老师去捡呢还是你去捡？”
杨浪说：“我去捡，房校长。”
房校长的手在杨浪的头上停了一会儿，松开了。他的指缝间粘着一小撮黄毛，他拍了拍，没拍掉，便吹了一口。黄毛往地上飘，还没落地，一股冷风刮来，黄毛不知去向。
杨浪脱了鞋袜，挽起裤腿，去水田里找肉。那块水田约两分大，不幸的是肉刚好落在正中的位置。冰是结过了，结得并不厚，杨浪蹲在田埂上，伸一只脚下去探，他轻轻一踩，整块田里的冰便有节律地晃动起来，被肉砸出一个窟窿的地方，咕嘟嘟冒出白水。田里是沤着牛粪的，冒出的水却那么白，有肥猪的膘那么白。杨浪正在为难，李老师下来了，李老师的手里拿着铁火钳，他夸张地用火钳击着冰面，冰块碎裂，碎得钢声钢气。如此，杨浪可以下田去了。但麻烦也来了，开始还能准确判断肉的位置，现在把那位置丢了。杨浪朝着大致的方向，勾了腰摸索，冰碴子割着他瘦而黑的腿，他感觉不到痛，他的痛神经被冻死了。腿和伸进冰水里乱抓的手，开始是红，后来是紫，是乌。其实，他几次都碰到了那块肉，可他一点儿不知道，如果不是那块肉被他搅动得像缺氧的鱼那样抬起头来，他还要继续鼓捣下去。手指不能屈伸，想把肉抓起来根本不可能。他是用两条僵硬的臂膀把肉夹起来的。走到田边的时候，李老师把他抱上了田埂。他刚上岸，铃铛骤响。房校长召集全校集合。
集合只有一件事：宣布开除杨浪。
节选自《十月》，2015年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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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 三 静物（油画）徐 里
封面设计 赵平宇
篇名题字 谢有顺
主编 陈东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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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编 赵兰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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